論改革成本

2019-05-22
22 2019-05

09:0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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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源:《學習時報》作者:王東京

  我在本專欄曾發表《改革40年回望》,該文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,對中國改革歷程作了粗線條勾畫。改革今天已進入攻堅期,未來改革該怎樣推進?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講“要削減制度性成本”;并強調“要做好為改革付出必要成本的準備”。我理解,改革需從制度成本與改革成本兩個角度謀劃,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改革方法論。

  顧名思義,所謂制度成本不是生產成本,而是交易成本;具體到改革層面,則是指體制運行的交易成本。我們知道,任何一種體制運行都是有成本的。用計劃配置資源會產生交易成本,用市場配置資源也會產生交易成本,而一種體制是否需要改革,直接判據就是體制運行成本的高低。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,說到底是計劃配置資源比市場配置資源的成本高。

  馬克思早就指出:生產關系和生產力、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要相適應。這是說,若一個國家出現了不可調和的階級沖突,表明上層建筑已不適應經濟基礎,此時就應變革社會制度。從體制層面講,若一個國家體制運行成本過高,表明體制已不適應生產力發展,要降低體制成本,就得進行體制改革。

  是的,體制是否改革需看體制成本;而體制怎么改,則要看改革成本。何為改革成本?簡單講是由改革產生的交易成本。改革要變革體制,勢必要對現存的利益關系作調整,在有人受益的同時,也難免會有人利益受損。受益者支持改革,受損者卻可能反對改革。為了減少改革阻力,就需要去說服、協調、安撫那些利益受損者,而由此產生的交易費用,便形成了改革成本。

  應該追問的是,體制怎樣改為何要看改革成本呢?對此我們不妨從以往的改革實踐中去尋找答案。舉世公認,迄今為止中國的改革有三大特征:一是以分領域改革為主,率先從農村突破;二是以漸進式改革為主,分步推進;三是摸著石頭過河,不斷試錯。想問讀者,我們的前期改革為何會具有上面三大特征?我的看法,這一切皆與改革成本有關。何出此言?讓我分別作解釋。

  在我看來,中國改革率先從農村突破,是因為土地承包的改革成本低。讀者想想,將土地承包給農戶,農民可以受益而其他人未受損,他人也就沒有理由反對。這種無“負外部性”的改革,經濟學稱為“帕累托改進”。既然是帕累托改進,改革成本當然會低。事實確也如此,從1979年到1982年,短短3年土地承包就推廣到了全國。

  再看漸進式改革。中國選擇漸進式改革,其實也是因為改革成本。說得明確些,是改革成本太高無力一次支付,只好分期支付。舉國企改革的例子。要將國企改造成“自主經營、自負盈虧”的市場主體,那么就得允許企業減員增效,可改革之初我們不僅未建立社保體系,勞動力市場也未開放,企業要是從減員下手,阻力可想而知,改革成本一定會很高。

  正是高成本約束,國企改革所以不得不分步推進。現在回頭看,當初政府從放權讓利起步,先讓企業搞承包經營,然后進行公司制改造(建立現代企業制度),再到今天實行“混合所有制改革”,這樣一步步深化,不過是在分攤改革成本。由此想多一層,不單是國企改革,諸如價格體制改革、投融資體制改革、外貿體制改革等皆采取漸進方式,歸根到底也是為了分攤改革成本。

  是的,改革成本高,改革就應該漸進??篩母鏤我攀飯幽??其中一個重要原因,是某些領域改革成本不僅高,而且還具有不確定性。由于事前無法對改革成本作預估,逼不得已,改革只能邊改邊試,方向改對了繼續改,方向沒改對就退回來再作新的嘗試。

  以政府機構改革為例,去年機構改革大獲成功,我認為是以往改革反復試錯出的結果。早在十八大前,我們已經改了7次機構,可令人遺憾的是,每次改革后皆出現了機構越簡越臃腫、冗員越減越多的怪象。究其原因,是行政審批權在背后作祟。有鑒于此,十八大后中央釜底抽薪,大手削減行政審批。審批權小了,改革成本也就低了,于是才有了本次機構改革的完勝。

  寫到這里,讀者應該明白以往改革為何會有三大特征。事實上,對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,也可從體制成本與改革成本的角度去領會。如果說以往改革主要是分領域、漸進式和摸著石頭過河,而全面深化改革則主要是突出系統性和頂層設計。分領域改革八仙過海,改革往往不平衡,從而導致體制出現短板。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補短板,以進一步削減體制成本。

  再從改革成本角度看,經過多年分領域改革,那些容易改、好改的都改了,現在剩下的是難啃的硬骨頭。隨著改革難度加大,改革成本升高,部門改革動力在遞減,甚至有部門已不愿再改。然而問題在于,若不打通改革最后一公里,整個改革就有可能前功盡棄。正因如此,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做好為改革付出必要成本的準備。

  最后來說頂層設計。全面深化改革是系統、協同性改革,改革要系統、協同,當然離不開頂層設計。不過讀者要注意,頂層設計并不排斥基層試驗,前提是要把握好頂層設計與基層試驗的邊界。兩者的邊界何在?總的原則是:但凡不存在負外部性的改革,應鼓勵基層試驗;而具有負外部性的改革,則必須由中央頂層設計。

(網絡編輯:金秋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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